王雅静：中国技能劳动力培养及其职业学校重建

　　原题：中国技能劳动力培养及其职业学校重建

　　作者简介：王雅静，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职业教育社会学、劳动社会学和组织社会学研究(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技能劳动力的培养存在于学校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过程。基于学术界二十年来对中国技能劳动力培养的社会学研究，文章梳理出其三个理论框架和方法论视角。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框架关注从学校到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培养过程，回答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劳动力的问题，是一种个体主义方法论，其研究立场是站在个人角度，以个体劳动力理性选择和竞争逻辑为取向。青年亚文化和阶层再生产视角是把批判教育社会学与劳动社会学结合，指出现实培养了什么样的技能劳动力，是一个群体主义方法论，视职校学生为某一社会阶层，关注其身份和认同建构。制度主义框架则关注技能形成体系和职校组织架构，如技能形成制度的历史、制度匹配、合法性与组织结构、组织行动与策略，回应技能劳动力怎样培养的问题，是以学校为研究单位，强调制度的作用。这些研究从“合格”技能劳动力培养切入，研究职业教育与国家、市场、社会的互动关系，但并没有把职业学校作为一个超越组织的“社会性”和“人格性”教育团体，探究其在现代化转型中的“重建”问题。

　　关 键 词：技能劳动力 职业学校 人力资本 青年亚文化 阶层再生产 个体主义方法论 群体主义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8)4-0052-10

　　技能劳动力的培养和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社会问题息息相关。技能劳动力培养存在于学校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过程。学校职业教育是对技能劳动力培养的初级阶段，是劳动力初始职业化过程。在职培训的形式可以是专业学校学习和在岗工作培训。本文讨论职业教育对劳动力的培养集中在技能劳动力初始职业化阶段，即职业学校培养劳动力的正规教育形式。学者从职业教育研究关注技能劳动力培养问题，大多来自教育社会学视角，关注职业教育培养技能劳动力的市场价值，即教育的市场回报率(收入、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职业声望、职业技能匹配度等)。批判教育社会学关注技能劳动力培养的社会分层和职业教育不平等问题。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很好地回答技能劳动力培养的目标、现状和怎样培养的问题。

　　本文综述了20年来社会学对于技能劳动力培养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主要围绕三个主流研究框架讨论该问题：包括理论如何回应经验研究、不同立场如何回应技能培养的同一或不同层面的问题。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框架关注技能劳动力从学校到劳动力市场的转变(school-to-work transition)，认为职业教育培养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specific human capital)[1]，是一种需要适应不同技术工作岗位要求的弹性劳动力。技能劳动力的培养要与劳动力市场相匹配，并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差异检验劳动力培养的效果，它回答了需要培养什么样的技能劳动力的问题。那么，人力资本理论所谓的技能劳动力的“核心技能”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职业教育知识论的问题。职业教育培养内容是传递技能型知识，具备操作性和岗位适应性，完成劳动力初始职业化。[2][3]职业教育传承的知识是一种偏重程序性和实践性的隐性知识，以应用型知识寻找即时解决方案(产品设计和革新方案)，这决定了职业教育的特性和企业实践能力培养的参与

度，[4]以此来界定职业教育的内涵、目标和社会功能。青年亚文化和阶级再生产视角，把职业学校学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关注市场化转型后技能劳动力的培养现状。相关研究结合马克思的劳动异化、布迪厄文化资本和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框架，回答了职业教育培养出什么样的技能劳动力的问题。通过揭示职校生的来源、家庭条件、文化资本和亚文化，一些研究指出了职业教育再生产低端技能劳动力的过程。该研究视角延续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理论，认为“学生工”(廉价技能劳动力)的产生体现一种资本逻辑，职校通过实习制度与市场资本结合，再生产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技术工人。制度主义的框架关注技能劳动力培养的制度环境，通过历史制度主义学徒制的梳理，强调内外部技能形成体系的制度匹配，认为现阶段的中国技能培养的制度不匹配导致的技能失衡和短缺问题，指出通过协调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企业治理机制和社会保障体系解决技能劳动力培养的制度匹配问题，回应怎样培养技能劳动力的问题。组织制度主义关注职校组织制度环境、组织架构和社会网络关系。

　　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框架和制度主义视角都认为技能劳动力培养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相关，“合格”技术劳动力的养成不单纯是一个教育问题。职业教育需要结合劳动力市场和工作岗位技能变化提升技能培养质量。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认为制度环境的影响是一种个体主义分析上的补充，在此基础上加入结构性的解释，如加入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视角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分析。这是一种个体主义方法论，以个体劳动力理性选择和竞争逻辑为取向。制度学派是以学校为研究单位，强调制度的作用，倡导技能劳动力培养的制度匹配和劳动保护制度的建立。青年亚文化和阶级再生产理论框架指出市场化的职业教育对于底层技能劳动力养成的作用，体现的是劳动力技能失衡和短缺的一种市场后果，制度不匹配造成教育市场化和劳动力商品化，而底层青年亚文化体现了制度化下技能劳动力主体的挣扎和抗争。亚文化视角是一个群体主义方法论，视职校学生为某一社会阶层，关注其身份和认同建构，描绘出关于职业学校的技能劳动力培养的主体经历和劳动体验的场景。

　　一、职业教育市场匹配的人力资本理论框架

　　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素有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路径，经济学假设是建立在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上，认为拥有更多人力资本，就可以增加经济生产和个人收入的投资回报率。[5]而传统社会学人力资本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功能主义的社会分层，分层理论应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始于布劳邓肯模型，认为社会位置是具有功能性和稀缺性，通过提供专业技术的训练，才能达到岗位的需求，也就是所谓的特殊的人力资本投资。在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框架下，教育被认为可以创造“一般人力资本”，而职业教育可以在劳动力身上形成一种“特殊人力资本”[6]。一般意义的人力资本投资会发生在工作转换阶段或贯穿劳动力一生，但职业教育是劳动力与特殊专业技术岗位的匹配，以适应未来给定的技能型工作岗位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要求。所以，教育系统包含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形成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积累模式。

　　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劳动力的“特殊人力资本”是什么?学者对职业教育形成劳动力“特殊技能”的讨论体现了对职业教育的内涵、目标和社会功能的界定。一些学者认为职业教育从历史起源和社会关系上体现了职业性与教育性的内在联系，是一种教育和劳动过程结合的独特教育过程，强调其职业性、技术性、生产性和社会性的内涵。所以，职业教育要培养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技能劳动力，满足企业对特殊技能的需求。[7-11]

　　这些研究遵循Bowles 和Gintis的“符应理论”视角，认识到职业教育与工作场域的关联，并从一种知识论的角度理解职业教育的内容——传递一种技能型的经验知识，而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与劳动力市场工作岗位匹配的技能，完成技能劳动力的初始职业化过程。[12-14]并且，工作岗位对专业技能的需求是跨学科的，即一个工作岗位往往需要交叉性技能知识[15]，形成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多重性和复杂性。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和弹性不稳定就业形式的出现，技能劳动力培养需要一种弹性适应能力，即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认为的“配置能力”(allocative ability)，这是一种劳动力应对劳动力市场不均衡状态的适应能力[16]，而职业教育要传递的是一种能力型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