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五四运动

　　摘要：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通过一系列脱胎换骨的改革为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奠定了基础。在五四运动从爆发到获胜的全过程中，蔡元培自始至终与运动如影随行，起到了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由于他的影响，运动定格在了5月4日；又由于他的辞职和复职，运动得以持续并掀起高潮以至最终获得全胜。蔡元培堪称是五四运动的引发者、护航者、助推者，一定意义上也是运动的终结者，还是运动成果在北大的延续者。

　　关键词：蔡元培；五四运动；北大改革；五四运动发源地

　　作者简介：周川（1957—），男，江苏南通人，博士，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编年纪事研究”（项目编号：17YJA8801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68(2019)02-0096-09

　　五四运动的爆发，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的个人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蔡元培不但在两三年内通过改革形塑了一个全新的北大，为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奠定了基础，而且在五四运动从酝酿到爆发，再到高潮的整个进程中，始终与运动如影随行，对五四运动起到了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一、形塑运动发源地

　　蔡元培是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但几个月后就辞职了，他那时对北洋政府已经非常失望，辞职是不愿同流合污的表示。1916年9月初，正在法国留学的蔡元培接到北洋教育总长范源濂的专电，“敦请”他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1]可以想象蔡元培接电后心里的纠结：范的“敦请”毕竟是代表北洋政府的，四年前自己拂袖而去已经表明了态度，何况时下自己仍在发表言论批北洋治下的“社会之流毒”。[2]不过，纠结归纠结，蔡元培还是接受了“敦请”并很快起程回国。11月上旬甫抵上海，蔡元培被两种不同的意见包围，一种是反对他进北大的，说北大是个大染缸，弄不好反而毁了自己的一世清誉；另一种是劝进的，“既然知道北大腐败，更应进去整顿”。据罗家伦回忆，孙中山是积极劝进的一位，孙力主蔡“应当去那个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如此才有利于“革命思想”向北方的“传播”。[3]蔡元培最终“服从”后说，于1917年1月4日到北大上任。

　　那时的北大，流弊丛生，校长更是一个令人生畏的高危职业，此前的数任校长，没有一个是善始善终、全身而退的。蔡元培到任后不久给老友吴稚辉一信，解释了自己“允任”的理由：“觉北京大学虽声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故允为担任。”[4]看似轻描淡写，但他的内心恐怕没那么轻松，蔡元培后来说进北大时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5]的悲壮感觉，可见，他对任职北大的风险有思想的准备，对前程的艰难也有预判，当然，他也是有“偏向虎山行”的勇气的。

　　蔡元培最痛心疾首的是北大的官僚化。他认为，官僚化是北大最致命的病因，也是北大其他腐败的根源，官僚化不除则北大永无宁日。蔡元培上任之后，一场与官僚化的交锋就此开场。1月9日，他在就职演讲中痛批校园里弥漫着的“做官发财思想”，针锋相对提出了对大学的新界定：“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6]提出这个新的大学定义，等于宣示了他的改革目标：要把这个“官僚养成所”改造成一所“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2月5日在答《大公报》记者问时，他再次强调，“认大学为科举进阶之变象”乃对大学“最大之误解”，并称，“现在首当矫正者即此弊，务使学生了解于大学乃研究学术之机关，进大学者乃为终其身于讲学事业。学生如此，教授亦如此”。[6]官僚化是体制性的弊病，而且当时北大又病得很重，改革的难度和风险都很大，对此蔡元培真正豁出去了，他迎难而上四面出击，而且下的全是猛药。

　　首先是恩威并重，整顿校风。恩者，蔡元培从自己做起，一改历任校长以“特任”自居、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作风，平等对待师生员工。发起成立“进德会”，他作为普通一员入会；废止学生对校长的“呈文”陋规，改行体现平等的“公函”形式；他进出校门总要下车向校役脱帽、鞠躬，“打破了历任校长不理睬校役的惯例”。[7]威者，严肃校规校纪，清退许多心不在焉、品学不端的学生，那段时期经蔡元培之手发布的“退学”“开除”“处分”布告相当密集，他还颁布了一系列新校规，如“禁止匿名揭帖”“绝不姑容学生对职员无礼”“从严整顿校风”，等等，一副下马威的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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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更新教师队伍，辞旧聘新。引进“积学而热心”的教授是蔡元培的重中之重。被蔡元培引进到北大的新教师，计有陈独秀、何炳松、刘师培、顾孟余、刘半农、朱家骅、吴梅、胡适、沈兼士、周作人、李大钊、徐悲鸿、梁漱溟、杨昌济、张相文、张申府等人。[8]尽管蔡元培一再强调“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招聘教师只看学问不问新旧，不问政治派别，但从这份名单上可以看出，被他“网罗”进来的绝大多数显然是新派知识分子。尤其是陈独秀、胡适这两位新文化运动旗手的到来，对北大的改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对于聘新，辞旧或许更难，蔡元培顶住各种压力辞退了好几位不称职的中外教授，清理了一批兼课的政府官员。师资队伍吐故纳新，使北大新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储备了充足的新型人力资源。

　　三是改革校制。一者，调整学科：“扩张”文理二科，“截止”工科，“独立”法科，“归并”商科。这一调整显然是沿袭了19世纪初洪堡柏林大学的模式，把大学改成专事文、理基础学科的“纯学术”机构。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一改革不无问题，但蔡元培这样做在彼时彼地还有一个“不得已之原因”，那就是在他看来，法、商二科乃北大腐败之渊薮：法科学生多“以升官为的”，商科学生多“以发财为的”，全无“学术上之兴会”，而这种“升官发财”陋习又极“易传染”给别科的学生 。[6]改革的利剑仍然是冲着官僚化去的（不过他对法、商二科开刀的计划，未能如愿实现）。二者，推动学术研究，设立文、理各科研究所，成立学术研究会，扶持各类学术刊物（如《北京大学月刊》《新青年》《新潮》《国故》《国民》），扶助各种学生社团（如新潮社、国民社等，这两个社团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先锋和骨干的作用）。再者，改革学校的治理结构，健全评议会和教授会制度，废门改系，等等。

　　这一系列涉及深层利益的体制性改革，阻力和压力之大可想而知。1917年4月，几个北大“被黜之人”内引外合“鼓动反抗”[9]，他们的靠山以“校长还要不要当”相威胁，但蔡元培始终不为所动。陈独秀、胡适等人放言纵论时政，深为北洋当局忌恨，高层施压要北大“解聘”陈、“约制”胡，蔡元培拒不理睬，他说“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10]。面对林琴南对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废古书，行用土语”的指责，蔡元培以“仿世界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6]予以回应，据理反驳。蔡元培的勇气和担当，来自他的地位和威望，也来自他的个人品质，同样也来自他对高等教育规律的认知以及由此形成的坚定信念。蔡元培顶住各种压力和威胁，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不仅迅速地使北大旧貌换新颜，而且他本人也作出了不畏艰险、革故鼎新的示范，激励着北大师生的发展。

　　经过这一系列改革，北大在短短的两三年内脱胎换骨，由一个“官僚养成所”初步转变成为一个“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在这个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里，大师云集，玉树盈阶，质疑问难，弦歌不辍，各种新学说、新思潮喷薄而出争奇斗艳。“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6]改革后的北大，正呈现出蔡元培心目中的“大学”之“大”。这种“大”，不仅是大师之大，学问之大，更是精神之大，气象之大，它表现为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言行方式：不唯书不唯上，不迷信权威，敢于质疑批判；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勇于求异创新。这样一种大气象，在精神上和思想上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胡适说，“五四运动不是偶然的”，它是“有两年半的新思潮新文艺做背景”的，而这“新思潮运动的意义，就是一种批评评判的态度和精神，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11]周策纵更是肯定了北大改革与五四运动的内在关系，他认为：“蔡元培在国立北京大学由1917年开始推行的各种改革，其在‘五四运动’发挥的重要性，不下于陈独秀之创办《新青年》。”[12]其实，自陈独秀被蔡元培“网罗”进北大之后，《新青年》就成为北大的一部分。经过蔡元培改革的北大，正是因为有了大批新型知识分子，因为有了《新青年》《新潮》，所以如虎添翼，它在人才上、思想上、精神上、组织上都已经为五四运动做好了准备，它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实乃势所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