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璐：中国非学历教育与个人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

　　原标题：中国非学历教育与个人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

　　作者简介：谭璐，硕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蒙特利湾分校数学统计系访问学者，讲师，研究方向：教育经济学。美国 马里那 CA 93933

　　内容提要：尽管非学历教育的重要性已被教育专家肯定，但目前我国还没有对非学历教育与个人收入的关系进行过实证研究，非学历教育对于个人的实际价值也还未被大众充分认知。本文基于2014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在职人员参与非学历教育的收益率进行了分析。本文通过扩展后的明瑟收入模型，发现非学历教育可以显著增加个体的收入。此外，根据不同社会群体分样本分析，研究发现非学历教育收益率的差异：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比签合同的人员要高，女性比男性要高，体制外企业员工比体制内员工要高，非农业户口群体比农业户口要高。最后，针对非学历教育对于收益率影响的实际差异，提出对策思路和建议。

　　关 键 词：非学历教育 教育收益率 明瑟收入模型

　　标题注释：本文系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青年教师基础研究项目(课题编号：20151080456)的研究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7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510(2018)06-0031-06

　　一、引言

　　在我国，非学历教育与学历教育作为两种主要的教育模式，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学历教育的招生计划和教学实施计划都需要由教育部相关主管部门认可并下达，学习结束后获得国家统一印制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而非学历教育则是在此之外的，根据各种实际需求的专业和行业培训、进修，并只能获得培训部门的结业证书。

　　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由低收入国家逐渐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随着经济总体规模的扩张，技术水平高速发展，各行各业对于高质量人才的需求越发专业化和复合化，人才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注重就业技能培训的非学历教育需求高涨(付乐，2013)。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2017年》的统计显示，我国自2010年以来每年参与非学历教育的人数总计在5000人左右。截至2016年，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开展的非学历培训，每年的结业人数都在6000万以上。行业企业职工教育的抽样调查显示，企业职工全员培训率超过60％。另外，通过不同渠道开展的农民工培训每年覆盖2000万人左右，全国有各级各类培训机构超过15万家(葛道凯，2016)。

　　但现代意义的非学历教育在我国起步相对较晚，目前非学历教育的价值还未被普遍认识到。这也导致它在发展中遇到管理体制不顺、缺乏远景规划以及缺乏适当的市场机制等问题。

。在很多高校管理者思想中，往往认为学历教育才是学校的主要任务，导致优质的教育资源无法分配到非学历教育中(张军，2010)。随着开放课程的兴起，非学历教育开始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黄慈，2017)，一些研究认为非学历教育将是促进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杨树雨，吴峰，王永锋，王海东，2017)。

　　国际上，在职培训收益的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个世纪50年代，如：明瑟早期的研究分离了学校教育和学校后培训投资，通过函数形式揭示了通过学校教育和在职培训两条途径形成的人力资本与个人收入之间的数量关系，并单独估算出教育的个人收益率(Mincer，1962)。Becker(1975)基于“成本—收益”视角解释了教育投资行为，并强调职业培训的重要作用，论证了职业培训同样能够带来较大收益，但这些研究并没有严格区分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在职期间攻读的学历教育也被这些研究视为在职培训。中国的相关研究也是如此，如李湘萍2004年通过对全国9个省(市)、不同行业员工在企业内在职培训的调查、描述统计和计量回归分析，其对于在职培训分类时，就包含了学历教育这一类(李湘萍，2007)。此外，以往的研究多以接受培训的城市农民工群体为研究对象，研究培训的收入效应，如职业培训能够有效促进农民工收入增加的研究(张世伟，王广慧，2010；李实，杨修娜，2015)，以及职业培训对农民工收入提高的作用并不显著的研究(王海港，黄少安，李琴，罗凤金，2009；周世军，刘丽萍，卞家涛，2016)。总体来看，目前针对非学历教育收益的研究，特别是聚焦于中国农民工群体的非学历教育收益的研究很少。

　　那么，非学历教育的价值究竟如何？众所周知，人类的活动都是有目的的，非学历教育也不例外，人们之所以会选择非学历教育，大多是希望个人收入能够因此获得增长。然而，非学历教育真的能提高个人收入吗？能提高多少？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非学历教育对收入的贡献又有什么差异呢？为了解决这些疑问，我们需要判断非学历教育收益率，这正是本文致力于研究的问题。

　　二、非学历教育收益研究方法

　　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计算个人教育收益率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明瑟收益率(Mincerian Rate of Return)，指教育边际收益率，反映受教育者由于多受一定时间的教育而增加的收入；另一种是内部收益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即收益的现值与成本的现值总额相等的贴现率。虽然内部收益率既能估算个人教育收益率又能估算社会教育收益率，但是对于直接成本的数据要求较高，研究运用的普遍性就受到了限制，因此大部分计算教育收益率的研究选择了不考虑直接成本数据的明瑟收益率(李锋亮，夏桂松，赵惜红，张少刚，2009)。

　　而且，明瑟最早在1966年就证明除了学历教育外，参加工作后的培训同样对收入有所影响。在其1974年的经典研究“Schooling，Experience and Earnings”中，他认为培训是绝对值得鼓励的，指出为了提高收入，培训需要尽早且尽量持续进行。但由于无法获得培训的直接信息，在明瑟的经典方程人力资本收入函数(Human Capital Earning Function)中并未体现培训这一变量，而是建立在工作了多少年就会有相应多少年的在职培训这样的假设上，直接将培训视为工作年限这个变量(Barry & Mincer，2001；Mincer，1974)。非学历教育在西方普及较早，针对不同行业有较为完整系统的学习体系，所以明瑟的上述假设在西方发达国家更为适用，而中国的非学历教育则与西方情况不同，还未能彻底系统化和普及化，所以并不能假设非学历教育与工作年限有这么紧密的联系。因此，为了更为准确地估算非学历教育收益率，本文扩展明瑟的收入函数作为计算非学历教育收益率的模型：

　　上式中lnY是就业者个人收入的自然对数，解释变量edu为受学历教育程度、exp为工作经验，μ为随机误差项。